2023年9月16日，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举行，图为安徽淮南一考点。（人民视觉供图）
2018年1月2日起，安徽临泉县迎来了一次强降雪过程。天气预报显示，为期5天的降雪后，积雪深度将超过10厘米。
雪下起来时，钟磊走出了当地检察院。他刚从检察官处得到一个让自己心凉的消息：因涉嫌诈骗，父亲将被移送法院起诉。
踩着一片雪白，这位时年36岁、非科班出身的中年人暗下决心：要去参加司法考试。
司法考试即“法考”，2018年考试制度改革后正式更名为“法律职业资格考试”。每年通过率约10%。但作为改革后的第一届考生，钟磊只准备了4个月，就一次通过。
钟磊希望法考能给他一个答案：“是不是我父亲真存在有罪的可能性？”
阴差阳错地，钟磊收获了另一种人生：刑事案件家属，成了刑辩律师。
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，而是一群人的共同命运。
每年6月中旬，由司法部组织的法考总会如期开始报名。次年4月，成绩公布后，钟磊总会在朋友圈看到不少朋友发出“通过”的消息，其中不乏像他一样的刑事案件家属或当事人。他们大多没有专业背景，当家人涉嫌刑事犯罪时，仅凭人之常情，便为争取一个无罪或轻罪的结果而奔走，直到法考的念头萌生，人生的分叉路口出现。
2024年6月14日，一年一度的法考客观题考试报名通道开启，钟磊的朋友中，又出现了几个报名者。
“久病成医”
起初看起来，钟磊遇到的只是一桩小麻烦。2015年1月初，临泉县供电公司接到了一桩投诉，举报者称，供电公司有职员虚开发票，多收了窑厂二十多万元电费。被举报的正是钟磊的父亲，他和举报者均为窑厂的合伙人。
钟父拒绝接受这一指控，他的工作职责是管理农村个人用户用电。
双方僵持不下，几天后，钟父同事将电话打给了钟磊。当时他正与弟弟一起创业，在天津港共同管理着一个集装箱车队。电话中，父亲同事建议他赶紧回家，先从举报者那里拿到电费发票，上交内部调查，解决公司最关心的投诉问题。
2015年1月28日，在父亲同事和村干部的调解下，钟磊与举报人达成一致：钟父拿出7万元，举报人提供窑厂报账的电费发票，多收电费一事就此打住，不再追究任何责任；同时，钟父再以90万元的低价，将其原投资160万元获得的窑厂股份转让给举报人。
钟磊回忆，7万元换来的发票中，仅两张有钟父签名，其他发票上甚至没有任何签名，而按照窑厂的惯例，谁报销，谁就要签字。
疑点重重的发票提交给了供电公司，事情却朝向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。公司要求，钟磊的父亲必须辞职，否则公司将以涉嫌犯罪，报公安机关处理。
钟父没有辞职。2015年2月初，临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接到举报人的报案，并以“诈骗罪”受理。一个多月后，案件正式立案，钟父成为网上追逃的犯罪嫌疑人。
案件在初查阶段时，钟磊找过律师，对方是家里一个亲戚介绍的，“他出的主意就是你要去取得被害人的原谅，但没有跟我们讲这个案件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”。
钟磊拿不准。2001年高考失利后，他复读一年，考上了一个专科学校的经济管理专业，后来又参加自学考试，拿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的本科毕业证书。法律对他来说，是遥远又陌生的存在。
从对法律一无所知，到有能力通过法考，钟磊形容这一过程是“久病成医”。
父亲被追逃后，钟磊又找到县城另一位专做刑事案件的律师。见面第一天，对方告诉他，“感觉这不是犯罪，是经济纠纷”。钟磊选择让他成为父亲的代理律师，将“经济纠纷”作为辩护的核心。
几乎赌上一切：天津港的车队大都交给弟弟和几位朋友管理，两岁多的大女儿、不到一岁的小女儿则留给妻子照顾……钟磊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——2015年3月开始，他跑遍了县经信委、国土局、环保局、安监局、工商局等单位，举报窑厂违法生产经营。此时，他与举报人的调解协议作废，钟父还是窑厂合伙人。钟磊最终坐到了常务副县长的对面。
2015年10月，钟磊再次与举报人达成一致：钟磊不再投诉窑厂，举报人申请撤销案件，两方占窑厂的股份不变。2016年3月，钟父在供电公司的工作恢复。3个月后，公安机关撤销了网上追逃，并为其办理了为期一年的取保候审。
但一年后，2017年6月，取保候审到期时，公安局又通知他们，案子将被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。
2018年初，当起诉成为定局，钟磊回想起为父亲案件奔走的那几年，代理律师说过，在他身上看到了当律师的潜质。
“我要考过法考，证明我有这个水平研究父亲的案件，就站在公正客观的角度上，告诉大家这个案子应不应该定罪。”近似于一种“求生的欲望”，决心参加法考后，钟磊报名了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网络培训班，那是2018年5月。备考的4个月里，每天下午两三点，他都会出现在合肥分校的学习场地，看视频、写试卷，直到凌晨两三点钟，“停不下来”。
法考通过不久，钟父的案件迎来二审开庭。2020年11月12日，历时6年、经过两级法院七次开庭审理，钟父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收押服刑，直到2023年4月28日刑满释放。
钟磊成为一名律师后，在看守所正准备会见当事人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律师建议：去做律师
父亲获释那天，钟磊特意穿了一身西装等在监狱门口。彼时，他不仅是一个儿子，还是当事人聘请的律师，在北京盈科（合肥）律师事务所执业。官网介绍中，这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律师事务所。
从刑案家属，到专业律师，就像成功学书里所写的那些，倒推过来人的经验，人们总能发现亦真亦假的共性。而在这个故事里，绕不开的，往往是那些已经成为刑辩律师的人。
在报名参加法考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钟磊其实并不确定是不是真的要当律师。
2019年法考通过后，父亲的案子第一次被发回重审，钟磊也将自己的考试经历发到网上，收获了很多留言鼓励。其间，父亲案件的代理律师建议他，去做律师吧。
和钟磊一样，黄燕成为一名实习律师，也是因为母亲的辩护律师朱孝顶的鼓励。
第一次见面，朱孝顶眼中的黄燕“特别瘦”，看起来身体不好，但有着出乎意料的冷静，“说话逻辑清晰”。
那是2020年8月31日，在南昌机场。几天前，江西省铜鼓县检察院向县法院提起诉讼，认为黄燕母亲罗细妹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开设赌场罪、骗取贷款罪、容留他人吸毒罪、容留卖淫罪等5项罪名，黄燕一家决定聘请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孝顶为辩护律师。
那天，他们从机场开车去法院阅卷。案件当时的进展是，黄燕母亲的银行卡被一位办案民警盗刷，但没有收到任何官方解释。
见到朱孝顶前，黄燕已经递交了辞职信。她想找个人，和她一起去举报、控告，“我当时就是战士要上战场的状态，没有想过谁能帮我干什么，就是觉得需要一个跟我一起战斗的人”。她预想中的朱孝顶也是这样的人，当时朱孝顶代理的另一桩“李思侠案”，案件刚以检方撤诉告一段落。
也是第一眼，黄燕看到的朱孝顶背着包，“特别温文尔雅”“不是很凶”。她有点失望。
朱孝顶却在黄燕身上，看到了另一个自己。得知警察盗窃的事后，媒体记者都找了过去，朱孝顶希望黄燕一家考虑用不用实名接受采访，“当然实名大家会觉得更真实，但毕竟案子涉黑，匿名也没关系”。黄燕主动提出，她要实名。
案子还没结束，朱孝顶就将本科学民商法的黄燕收做徒弟，在北京的律所为她买了社保。
2021年9月，盗刷存款的民警被判了刑，次年1月，罗细妹案终结，获刑三年六个月。2022年2月，黄燕正式备考。朱孝顶给她定了目标，“必须一次通过”。
2023年4月，法考主观题考试成绩公布，朱孝顶录下了黄燕查分的全程，当时她已经顺利通过客观题考试。116分，成绩比黄燕预估的要低，但过线了。朱孝顶很开心，黄燕真的成了实习律师，开始跟着他做案子。
不只是朱孝顶，一起代理“李思侠案”时，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飞也给李思侠女儿提出了建议，既然大学学法学，就一定要考法考，“说不准哪天就转型做律师了”。
李思侠的女儿最终没有转行。但在2022年，王飞所在的律所里来了一位律师助理，名叫夏颖。
2019年6月，安徽省纪委通报，巢湖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夏群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次年5月，检方撤回起诉。王飞听说，案件结束后，夏群山的女儿夏颖去考了法考，给她建议、推荐她到律所实习的，正是夏群山案的代理律师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。
黄燕在查询法考成绩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只代理刑事案件
最近几年，王飞发现，从刑案家属转行当律师的人确实比较多，“可能因为很多刑案家属受教育程度高，再加上作为家属，在‘救自己家人’时，会认为法律是一种很好的工具”。而此前，很多案件家属或当事人都是初高中毕业，想要考法考、当律师还需提升学历。
但比起科班出身的法学生，他们就一定更适合当律师吗？
王飞的答案是否定的。“有些家属对自己家的案子积极，转行当律师后，也未必一定在别人的案子里责任心强。趋利避害的心态可能任何人都有。”
钟磊也被质疑过。
2019年通过法考后，北京盈科（合肥）律师事务所组织了一场刑辩主题座谈会，钟磊也去参加了。发言环节，他说起自己对律师这个职业的认识：除了养家糊口挣钱，更能帮助人，特别是刑事辩护，牵扯到别人的自由、生命，成就感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。
钟磊想当律师。
会后，律所的刑事部主任主动找来，问了他的情况，又问，“你是为了你父亲的案件考的法考，要做律师是不是真心的？你父亲的案件要是处理好了，是不是就不想当律师了？”
“我说我真不是一时头脑冲动，他又问我，做律师，你有什么长处？”钟磊觉得自己没什么长处，只能“瞎讲”，先说自己在企业里工作过，能社交，会喝酒，又说自己驾龄长，可以当驾驶员用。但律所不需要一个会喝酒的助理，也不需要司机。场面一度陷入尴尬。
靠着律师朋友作保，钟磊最后进入了这个“离家最近”的律所实习、工作。家里的案子看起来已成过去。过去这几年，他再没上网发过文章讲父亲的案子，申冤的事大都交给父亲去做。相似地，黄燕也尽量不在公共场合说母亲的事。
但他们都做出了同一个选择：只代理刑事案件。
罗灿也是如此。与钟磊他们略有不同的是，成为刑案家属前，他已经通过法考，在湖南省隆回县人民医院做法务工作。
那一天是2019年8月21日，罗灿接到了隆回县纪委的电话，通知他妻子被留置。“岁月静好的日子”被一举击碎。出事前，罗灿的妻子是县公安局内勤民警。
罗灿庆幸自己是律师，作为妻子的辩护人，案件移送检察院起诉后，他才从卷宗上得知，检方为妻子定了两个罪名：挪用公款罪和私分罚没财物罪。前者指向的是妻子为了帮熟人完成存款任务，将她保管的约300万元公款，从存折转入了银行的保本理财账户；后者则是因为她应领导要求，分发了一笔50万元的罚没收入。出于保密要求，此前，夫妻二人从未聊过这些。
“她被留置了三个月，我看了很多书和刑辩律师的微博，中途安徽的吕先三案开庭，我还跑到合肥去旁听。”线上会议一个不落，与刑事辩护有关的笔记写了厚厚一本，罗灿越发觉得，妻子并不够罪，“但我知道做一个无罪的案件是很难的，那就退而求其次，争取缓刑”。
尽快恢复自由，这是他给妻子的承诺。2019年年底，罗灿辞去公职，进入县城的一家律所做了刑辩律师。一年后，2020年11月16日，妻子被判缓刑，离开了看守所。
害怕勾起伤心事，罗灿将曾用来讲述妻子案情的公众号注销，放弃了自己的“老本行”，几乎再没碰过医疗类案件，只做刑事案件。
曾经的经历，影响了刑案家属们当律师后的业务方向。
当律师这5年，钟磊认识了不少刑事案件家属转型当律师的，其中就包括安徽老乡李维，曾经的理工男，如今也只代理刑事案件。
没有想象中的“抱团”
与大多数有“刑案家属”标签的律师不同，李维父亲的案子收获了无罪的结果。
“涉及刑事案件，绝大多数当事人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，当事人和家属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，比较恐慌、无助。”从刑案家属转型刑案律师，李维很能够理解这种处境。在父亲被控告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前，他也只是一个刚工作3年的技术人员。
案件同样源于一封举报信。2019年4月，女儿出生不久，李维接到了父亲李德敏的电话，催促他无论如何，晚上一定要回趟家。在安徽萧县，李德敏长期从事房地产买卖以及民间借贷居间中介服务。
凌晨一点，李维从父亲手里接过一沓复印纸，“上面是我们当地几个‘老赖’的签名，他们联络了一些债务人去写反映材料，想‘把老李搞倒’，但有人不想做这个事，就把材料给了我父亲”。
两年后，多家媒体报道了李德敏案，此时，经过两年零16天的羁押，这位民营企业家已被宣告无罪，并获得了国家赔偿。
但在无罪的结果最终出现前，恐慌始终在暗处游走。
2019年5月17日，李德敏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。当时，李维的孩子只有4个月大，“再没有抱过，更别说哄她睡觉了”。2020年，李维从央企离职，在合肥租了房子，轮番去安徽省委政法委、省公安厅、省检察院、省法院，以及省纪委监委反映问题。
像所有申冤的家属一样，从去政府信访到联系媒体，李维都做了。那几年，他给各家报社发去了上千封邮件，甚至到报社门口等记者，“像大海捞针一样，几乎没有回应”。
也是在辞职申冤的2020年，李维开始去看法学的书。“（申冤）也不能天天去，我就在想得做点什么”。
2021年6月3日，李德敏被司法机关无罪释放。7月，李维开始为法考做准备。次年，李维一次通过考试，进入一家北京的律师事务所实习、工作。
成为职业律师后，李维认识了几个与自己有同样经历的人，“我们之间确实有心心相印的感觉”。
和李维一样，参加法考的刑案家属中，不少人都认识钟磊，刘姝嘉就是一个。
2018年4月，刘姝嘉的父亲刘立军因涉黑被抓。该案曾被列为吉林省十大涉黑案件之首。案件发生时，刘姝嘉的弟弟刘骐羽正在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读大三，刘姝嘉也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。
案件改变了姐弟俩的一生。
2020年，刘立军被判有期徒刑25年。但多年来，刘姝嘉和弟弟始终认为，父亲涉案另有原因。刘骐羽想到了法考。2021年，本科毕业两年后，刘骐羽正式进入律所实习。
也是在为父亲案件奔走的过程中，刘姝嘉加入了一个有五十多人的群，成员都是刑案当事人的家属，夏颖、黄燕都在其中。每年，群里总会有“女儿”选择去法考。成功的经历鼓励了刘姝嘉。2024年6月14日，法考报名通道开启的当天下午，她也报了名。
但让刘姝嘉觉得略显可惜的是，最近两年，随着案件一件件了结，曾经热闹的群已不怎么有人发言。
转行做律师后，李维也发现，曾经的刑案家属间也没有深入地沟通交流，“可能那些法律科班出身，后来当律师的人，圈子比我们大得多”。
群体没有想象中的那样“抱团”，甚至还有点松散。没有人知道，最早转行做刑辩律师的刑案家属是谁。但他们普遍相信，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变化，源自一种“机缘”。
李维当律师后，在下班的路上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背负不起的期待
再过两个月，黄燕就可以正式执业了。按照律协要求，正式执业前，每位律师都需要经过两轮考核，除了法考，他们还要先在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，通过地方律协的面试。
该如何去理解刑案家属转行做刑辩律师的意义？
在罗灿的视角里，这是尝过“痛”的过来人，能给其他人带来的一点帮助。妻子出事后，一度，他给两个还未上初中的孩子写了信，当作遗书。如今再去代理案件时，罗灿总是格外注重案件冤与不冤，“我经常跟我妻子说，如果我要早十年做刑辩律师该多好，但那时候痛没到自己身上，绝对没有这个体会”。
或许也是因为经历的不同，当律师后，钟磊总会做出一些不被同行理解的行为。
2024年春节前夕，他和同事一起办了个法律援助案件，当事人因被定为寻衅滋事，取保后又被收监。除夕前一天，会见过所有付费委托的当事人后，钟磊去看守所见了这个人，并将这段经历发在了视频号里。后台私信中，有律师问他，“这种会见有什么意义？”
“我想我毕竟是他的辩护律师，他在看守所里不能见家人，马上过年了，至少让他和家属心里有个安慰。”他说，“确实我身边有很多同行，他们没有我这种经历，也会站在当事人角度上考虑很多问题，但我个人毕竟经历过，可能做得更多一点。”
不只有理解与帮助，身份转换后，站在司法机关和当事人中间，钟磊还常感觉，刑辩律师这个职业背负了背负不起的期待。
无罪判决总是少之又少。2023年3月，回答记者提问时，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介绍，2022年，全国刑事案件捕后不诉和无罪判决率为1.1%，案件起诉后，有罪判决率则为99.98%。但就像医生救治患者，家属们总在追求一线生机。
最极端的一个情况，执业第二年，钟磊接手了一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案件，正常的业务沟通结束后，当事人家属将他拉到律所的一个楼梯拐角，请求他帮忙找人，花钱换一个不起诉的结果。事实上，那个案子本就有无罪的把握。
“那一瞬间，我觉得又好笑，又悲哀。如果我们不相信法律，去相信另一套规则，我们的法治建设有什么意义？”钟磊将自己的故事讲给那些执著的家属，“我只能跟他们保证，会把每一个案件当成我父亲的案件去办，全力以赴。”
执业在即，黄燕和钟磊的想法一样，“不是说我们代理的案子一定要无罪，就是希望有个公正的判决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