翦伯赞
翦伯赞(1898年4月14日—1968年12月18日),名象时,字伯赞,以字行[1],男,维吾尔族,湖南桃源人,中国馬克思主義历史学家,与范文澜一起系统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,重新解释了中国历史,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。曾参与北伐战争,中国国民党清党后,在历史学家吕振羽等人影响下,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问题。五四运动以后被称为史学界的“马列五老”之一,与郭沫若、吕振羽、侯外庐、范文澜并称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。[2][3]文革期間自殺前,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(1952年至1968年)、历史系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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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平
编辑家庭
编辑翦伯赞的祖先是畏兀兒人哈勒巴士。明初,朱元璋册封哈勒八士为“荆襄都督”,赐姓“翦”,把义女杜叶公主赐给哈勒八士为妻。1373年,哈勒八士被封为镇南定国将军,加太子太保衔,在湖广的辰州、常德一带镇守。翦氏传至第七代时因事被革去官爵,后代在湖南桃源枫树乡回维村定居,或从商,或务农。翦伯赞的父亲翦万效是晚清秀才,兼通数学,中华民国成立后受聘担任中学数学教师,被称为“翦几何”,还曾担任常德中学、常桃汉沅联合县立中学校长。[4][5]
早年
编辑1916年进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习,不久又转入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,1919年毕业。1924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经济专业。回国後研究史学和历史哲学。
民國時期
编辑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从1940年起,他长期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,在重庆、上海等地从事统一战线和理论宣传工作,完成了《中国史纲》第一卷、第二卷和《中国史论集》等。[6]抗日战争期间,他撰写文章批判中国国民党,稱其政策“亲日独裁”。
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
编辑1952年,全国高校院系调整,翦伯赞转到北京大学,任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长达16年,任北大副校长6年。1954年,中国史学会公布第一届理事会名单,郭沫若担任主席,吴玉章、范文澜担任副主席,他担任常务理事[7][8][9]。史学会成立后,即着手编辑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》,由徐特立、范文澜、翦伯赞、陈垣、郑振铎、向达、胡绳、吕振羽、华岗、邵循正、白寿彝为总编辑委员[10][11]。历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,第一、二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,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,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。
翦伯贊1952年嚴厲批判張東蓀的中間路線,[12]1957年反右運動時著文嚴厲批判雷海宗、向達、榮孟源為史學界的右派。[13]
文革前观点
编辑1961年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决定,委托翦伯赞主编《中国史纲要》,作为高校文科中国通史教材之用。上级部门鼓励翦伯赞按照共产党平素所主张的观点来写,于是中国从西周时期进入封建社会的学说写进了教材。郭沫若、翦伯赞肯定吕振羽的主张“殷商是奴隶社会”,也为教科书所用。1958年毛泽东多次为曹操翻案,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“非常之人”、“超世之杰”,是“代表正义一方的。”翦伯赞在1959年2月发表《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》一文,说:“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诗人,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,”长期把这样一个杰出人物当做奸臣,是不公平的。“我们应该替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,替曹操恢复名誉。”毛泽东看了翦伯赞的文章后进一步发挥自己评曹操的观点,从评曹操这一特定历史人物的角度告诉人们:无产阶级就是要讲专政。[14]
翦伯赞继承了顾颉刚的“华夏族羌人起源说”,[15]指出“在野蛮时代之初,分布于甘肃、青海一带的诸羌之族,亦开始新的迁徙,一批批羌人走下昆仑山,来到东方,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早期文明。”[16]翦伯赞与费孝通、谭其骧、白寿彝、翁独健一同支撑起了‘自古论’和‘共创论’大厦的框架。[17]
翦伯赞指出,“过去以至现在,都是以大汉族主义为中心,处理中国的历史,因此,过去以至现在的中国史著述(都不是中国史,而是大汉族史。但是大汉族史,不是中国史)。”“研究中国史,首先应该抛弃那种以大汉族主义为中心之狭义的种族主义的立场,把自己超然于种族主义之外,用极客观的眼光,把大汉族及其以外之中国境内的诸种族,都当作中国史构成的历史单位”。[18]
文革中被迫害自杀
编辑文化大革命前,翦伯贊是历史学界历史主义派的主帅,研究了古代的许多历史事件。因其所持的让步政策的观点与毛泽东观点相左,以及反对姚文元对吴晗的《海瑞罢官》的批判,1960年代後期即被批判。
1951年2月,翦伯赞在《学习》杂志上发表《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》,指出:“每一次大暴动都或多或少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。因为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,新的统治者,为了恢复封建秩序,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,这就是说,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,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,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,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,因而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农民暴动或农民战争,可以说,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里程碑。”[19]
1965年12月,《红旗》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《为革命而研究历史》,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批判,攻击翦伯赞的观点是“超阶级”、“纯客观”的资产阶级观点。12月21日,毛泽东发话:“戚本禹的文章很好,我看了三遍,缺点是没有点名。”1966年3月,《红旗》杂志又发表戚本禹等三人的文章《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》,给翦伯赞扣上“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”的帽子,说他的两篇文章是“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”。[19]1966年3月28日-30日,毛泽东在上海三次同康生、江青等人谈话,他说:北京市针插不进,水泼不进,要解散市委;中宣部是“阎王殿”,要“打倒阎王,解放小鬼”;说吴晗、翦伯赞是学阀,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(指彭真)。[20]
文化大革命初,被当作“反动学术权威”,被扣上“反对马克思主义”的帽子,备受肉体摧残,人格凌辱。毛泽东曾於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发出“最高指示”,特别提到“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、冯友兰要给出路”。但江青的手下依然通过秘密成立的“翦伯赞专案组”,对其进行逼供,要求他证明1935年刘少奇与国民政府谈判时有变节行为。翦於1968年12月18日夜,夫妻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。死时口袋内有两张纸条,一张说“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”;一张三呼毛主席万岁。
官方平反
编辑1978年8月,中共中央领导人邓小平亲自批示:“我认为应予昭雪”,为他彻底平反昭雪。[21]1979年2月22日官方举办了他的追悼会。[22]
著作
编辑主编《中国史纲要》,著有《中国历史哲学教程》、《中国史论集》、《中国史纲》、《历史问题论丛》、《先秦史》、《秦漢史》等。
評價
编辑余英時認為,翦伯赞對中國史的分期,代表了當時中國大陸史學界的正統,其中心系統不是從中國史的內部整理出來的,而是借自西方的現成模式。他在史學上的地位如何,恐怕要看後人是不是能從他的著作中繼續得到啟發。[23]余英時称,燕京大學有「四大真空管」的說法,翦伯贊即為其中之一。「真空」指的是學問空疏。因翦伯贊「眉眼擠在一處」,鄧之誠的姨太太私下稱翦伯贊為「臭蟲」。[24]
参考文献
编辑- ^ 多项措施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——访中共桃源县委书记龚德汉. 中国民族报. 2013-04-12 [2014-12-31]. (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-12-31).
- ^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. (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-10-06).
- ^ 中国人民大学. 书报资料中心, 1999, 《历史学》
- ^ 一代良史翦伯赞. 常德晚报. 2011-12-09 [2014-12-31]. (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-02-11).
- ^ 华中科技大学的维吾尔族教授翦天聪. 中国广播网. 2007-08-28 [2014-12-31]. (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-02-11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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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^ 余英時回憶錄,頁85。
外部链接
编辑- 著名史学家翦伯赞自杀之谜 (页面存档备份,存于互联网档案馆)(南方周末)